书影音|论美国的民主

“启蒙之光普照大地，科学成为一种统治方式，智力成为一种社会力量”

亲爱的朋友：

见信好！作为一名政治学专业的博士生，我在微博这样的公开舆论场域却甚少谈及政治和政治学相关的话题。一来是自觉学术还未精通，也担心学术内容对于非学术圈内的朋友们来说过分枯燥，二来是因为中文网络舆论空间较为有限。我思考过在微博和公众号进行政治学相关内容写作的可能性，但是除了做一些文献综述以外，没有找到其他适合进行写作的内容。而在文献综述上，已经有很多前辈做得十分好了。然而，newsletter 作为一个有别于公众号和微博写作的传播方式，为我进行相关的写作，尤其是深度内容的写作提供了可能性。所以，我将在这里尝试长书评和部分学术综述内容的写作。

托克维尔与《论美国的民主》

今天的newsletter 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读书笔记。托克维尔是19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法国第二共和国时期的众议员和外交部长，《旧制度与大革命》和《论美国的民主》是他最为著名的两本政治思想著作。托克维尔出身于诺曼底的大地主贵族家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完成了法律学位的学习后成为凡尔赛法庭的见习文官，于1831年被派遣到美国考察监狱制度。在此期间，托克维尔游历了美国的各州各地区，详细地观察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并且于1835年发表了《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于1805年出生，他生活的时期正好处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法国对于民主制度的探索时期。点亮人文和民主之光的启蒙主义思潮和频繁更迭的政权让人不禁思考思想的炬火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为何。尽管卢梭、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已经形成了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政治思想，在实践中却屡屡失败。而美国对于民主的实践之成功，让托克维尔看到了理想的民主自治政体实现的范本。由于政治制度的设计涉及的方面颇多，我在这封newsletter 当中只选取其中的2个角度：财产继承与民主、利己主义与制度设计来进行讨论。

我初读《论美国的民主》是在刚刚上大学本科的时候，它与《非理性繁荣》和《罗伯特议事规则》一起成为了我作为一名大学新生面对崭新世界时候的思想起点。那个时候的我并不能完全理解《论美国的民主》中对于民主制度设计的论述，只对其中关于专制主义政体与民主政体之比较的内容有粗浅的理解。如今时间已经过去近10年，我在美国生活也已经有4年的时间，重读《论美国的民主》，我蓦然理解了这本书中每一页中所蕴含的深刻的洞察力。所以在这篇newsletter 与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思考。

财产继承权与民主制度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制度得以实施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公民之间的平等。即不存在拥有绝对财产和权力优势的贵族阶层。北美殖民地因为在最开始就是由有产清教徒于新英格兰地区建立，因此拥有摆脱欧洲封建统治下贵族阶级和其他阶级差异的天然土壤。然而，财产的继承却是可能对民主制度产生冲击的一个重要方面。《圣经 马太福音》中说到：“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 这就是马太效应这一名词的由来。通过继承权而产生的财富两极分化是集权政治产生的重要物质根基。托克维尔敏锐地注意到：

（财产）由所有子女平分，便会产生两种效果。有必要将二者加以区分，尽管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由于继承法的实施，每个财产所有人的死亡都会引起一场财产革命。不仅财产的主人换了，而且可以说财产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财产在不断分割，不断缩小规模。

这是继承法的直接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它的有形效果。因此，在法律规定平分遗产的国家，私人财产，尤其是地产，必然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但是，如果让这种法律自行运转，它的效果只在很久以后才显现出来，因为只要子女数量不超过两个（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平均每家子女也不过才三个），子女平分了父母的总财产之后，并不比其父或其母穷。

在一些民族，继承法以长子权利为基础，地产经常能够完整地代代相传。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家族精神以某种方式通过土地得以具体地体现。家族代表土地，土地代表家族。家族的姓氏、起源、荣誉、势力和德行通过土地永世流传下去。土地既是往昔不朽的见证，又是未来珍贵的保证。

可以说，托克维尔认为平分财产的继承法是社会相对平等的一个保障。在这里我联想到，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度、清代初年的三藩实际上就是后一种继承法的体现。这种继承实际上都给中央集权的中华政治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实际上，中国古代的诸侯国享有比西方贵族更加强大的权力，这种权力体现在政治、军事和财政权力上面，而不仅仅是土地带来的经济权益。诸侯国与流官统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职位是否为嫡长子继承制。与西方不同，从西周开始，中国的权力继承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权力先于经济权力。而嫡长子继承制是保障政权平稳交接和过渡的一个必要的措施。这一点可以从元代的统治看出来。元代的统治者汉化程度低，没有采用嫡长子继承制，结果是导致内部政治权力斗争频仍，最高统治者更换频繁，内耗非常严重，致使整个王朝历经11位君主但统治却只持续了108年。然而在嫡长子继承制之上分封诸侯国却往往会给中央政权带来挑战，无论是春秋战国、西汉初年异姓诸侯王的反叛还是清朝的三藩之乱，无不体现于此。然而，相比于平和的修改继承法，中华文明往往是以暴力清除隐患，之后才是改变继承法，采取分而化之的策略，逐步削弱诸侯国的力量。

在当代社会，仅仅通过平分财产来避免马太效应的发生已经是远远不够的了。实际上，美国是目前发达国家中不平等现象最为严重的国家，最显著的便是种族不平等（这在托克维尔的时代尚未成为一个问题，关注到这个问题，以及由这个问题引发的民权运动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财富与收入不平等。首先，现代社会中每个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了，最为极端的例子就是我国的计划生育制度。由于每个家庭子女数量的减少，他们继承父母财产的比例也就更高了，通过分而化之来实现平等的追求也就更难实现。一些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收取高额的遗产税。高额遗产税从某种程度上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然而对于真正的豪商巨富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合理避税的途径也颇多，实际上并未真正限制这一阶层的财富代际传承。

比有形资本更难以突破的是文化资本（social capital）的代际传承。文化资本指的是在家族内部传承的人脉关系资源、教育资源、思维方式、信息渠道、行为举止等非物质的资源。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区隔》一书中指出的，真正实现阶级垄断的是文化资本和教育资本的垄断。哪怕仅仅是对于一幅照片是实用主义还是艺术层面的理解，或者说是审美品位，都能成为区分不同阶级的一种隐性的标准。在Alesina et al. (2022) 的论文研究中也发现，即使是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接近30年的极端的政治运动和财富的绝对平均化运动，一旦改革开放和引入市场化机制，解放前相对社会阶层较高的精英家庭有更大的概率重新回到原阶层，而在此发挥作用的便是文化资本——政治运动可以剥夺财产和抹平财富上的差异，但是文化资本却无法被夺去，它依然在家庭内部进行着传承，最终还是能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下发挥其分化阶层的作用。

近几年，在中文社交媒体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阶层固化”现象，对于社会流动性减弱的抱怨也在日益增加。除了用“鸡娃”、“润”等词来宣泄情绪，我想，进一步追问什么划分了真正的社会阶层，阶层流动性减弱的原因，以及什么是好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可能是更有益的思考。

把利己主义融入制度设计

利己是人的天性，社会制度设计上如果与大众的利己心产生了矛盾，那么便只有短命和采取高压专制统治两条路可以走。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政体不把人们为自己利益考虑的天然倾向纳入到制度设计中，就必然会走向极权专制或者自动消亡的道路，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最后的结局就是这两者兼有的一个典型例子。政治高压给个体制造的是比放弃自己利益更大的损失，而与个人利益相违背的做法无法激发出创新创造的强大力量，一旦政治高压手段因为受到外部威胁而变得脆弱，就无法避免地走向墙倒众人推的境地，最终致使这个制度在与其他制度竞争的过程中逐渐失败。在无政府的丛林社会，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公地悲剧和负外部性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正是在描述这样的现实。政治制度或公权力扮演的角色就是修正这一矛盾，使得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实现统一。

托克维尔指出，在民主主义所诞生的平等之下，个人主义的种子尤其容易成长起来，最终损害公共利益。这是因为在过去的贵族政治（在中国，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专制集权主义政治或父权政治）之下，人们通过家族关系、阶级关系相互联系起来，至少在一定的小范围内形成了对公共利益的保障，使得个体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也依然可以找到庇护。我国的一些地区对于宗族和传宗接代的偏执，就是这种社会规范在思想和社会领域的一种惯性使然。但在民主的社会，家庭和阶级的属性都被弱化了，明确的权利和义务代替了原来来自于家族的责任，人们的情感纽带天然地会变得松弛。这个抽象的论述其实很容易找到现实的例证，只要看看中国和日本的大城市里离群索居的年轻人们的生活就可以了。他们在社会上学习工作，完成既定的义务，也能方便地购买到自己想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不需要与他人打多少交道。这也是技术进步和制度让个体之间更趋于民主社会理想中的平等身份的一种体现。

那么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政治制度是如何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统一起来的呢？他认为，政治自由是在平等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点最重要的方式：

美国人通过自由来克服平等造成的个人主义，而他们成功做到了。

美国的立法者认为，要治疗社会机体在民主时代自然生成的一个如此有害的疾患，单靠在全国实行代议制是不够的。他们认为应该让国内各个地方都享有政治生活，以便给公民创造无限多的共同行动的机会，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彼此是互相依靠的。

这是极为明智的做法。

全国性的大事仅由几个公民操持。这几个人也只是隔一段时间才聚首，而且往往后来便见不到面了，彼此之间没有持久的联系。然而，如果地方性事务由当地居民来管理，那么这些人总是可以保持联系，甚至必须要互相熟识，互相讨好。

由此看来，美国广泛存在的地方自治，甚至小团体自治是将个人主义的利益统一到公共利益中的关键。在今天的美国，这种自治传统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在各种社区（community）之中，你能找到各种各样的议事会（board），决定从道路修缮、外墙粉刷到预算使用的大小事务。为了进行议事会的选举、投票和议程，居民们往往需要进行频繁的接触和合作，邻里之间也就建立了十分亲密熟识的关系。美国政治设计中的这种自治倾向也反映在抽象自治团体的运行之中，美国的学术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国人熟悉的学术制度不同，美国学术界从上到下的权威并不仰赖于政治力量对治学权力的授予，而是来自于一种奇特的“同行评议”（peer review）制度。一篇学术论文是否能够发表，一个大学的院系是否要吸纳一名新的教员，该教员是否有资格获得终身教职（tenure），都是经过一系列的同行评议过程而确定下来的。美国学术界每年亦会有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除了正常的学术交流，也是增加在同行之中可见度的重要途径。而对于学术诚信等方面的监督和审查，也不依赖于行政力量，而是仰仗于由各种各样的委员会（committee）来进行自我监督。

透过这样广泛存在的自治制度，美国的民众不得不与自己的邻居、同行进行密切地交往和合作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不是天生与人亲善，而是在这种政治制度之下，与人为善才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可以说，这样的基层广泛自治不仅在民主制度和现代生活方式之下创造了类似于宗族的亲近关系，还限制了个体人性野蛮和黑暗一面的肆意表达。

这是Erika 通过newsletter 与你的第4次见面。欢迎你通过 我的主页 进行订阅和免费阅读往期内容。也欢迎你通过邮箱或者社交媒体与你的朋友分享Erika 的 newsletter.

Erika Qi

2022.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