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
见信好!许久不见,我完成了人生的两件大事,因此newsletter 跳票了两周(不要找借口)。第一件事是我成功通过了dissertation prospectus defense,可以理解为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也是通过了qualifying exam, 因此获得了博士候选人资格,正式成为了PhD candidate. 第二件事是我因为要处理一些个人事务飞到了墨西哥,这是我第一次到除了美国以外的国家进行旅行。从旅程开始的前两天我就难掩激动之情,一路从芝加哥到休斯顿再到墨西哥北方的工业城市蒙特雷,我终于抵达了又一个未曾到过的国度。在墨西哥的见闻我也已经写了不少笔记,接下来几天会与大家分享我的墨西哥旅行日志。
今天我希望与大家分享的是最近读的一些关于中国政治史的好书。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较少有机会可以深入地探讨当代中国政治与公共治理。然而,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政治制度建设史的国家,历史上政治演变的遗产其实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尽管经历了近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种种探索,我们依然可以在今天的国家治理中感受到历史的回响。以史为鉴,我们能够从历史中探知这片土地、土地上的人民以及统治者的治理逻辑,或许,我们也能从中得到一些建设性的灵感,得到某些对于未来的启示。
这次我写了2本书:《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失》和《荣禄与晚清政局》。在开始正题之前我还想推荐一下刘瑜老师的新书《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本次newsletter 的副标题即来源于刘瑜老师的这本书。历史和理论相互映照,或许更能为我们照出现实表象之下的集体无意识与政治文化传承。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失》
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了血雨腥风的政治动荡史并不为过,纵观春秋战国以来的封建统治史,人们能够很轻易地发现,战争、天灾、饥荒、权力的争夺、国家分裂、人民被压迫是常态,不仅仅是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这样的大分裂时期,在统一的中央王朝治下也仍然免不了战争。有的战争发起在中央与贵族之间,比如汉初的异姓诸侯王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清代的三藩之乱,有的是农民起义,例如陈胜吴广起义、李自成的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等,有的是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最为典型的就是两宋与辽、金、蒙古之间的战乱。除了战乱以外,中国古代的老百姓还面临着繁重的赋税和徭役,尽管有租庸调和摊丁入亩这样的改革试验,人民需要为国家负担的经济和劳动力任务依然是非常繁重的。在这样的基调之下,少数中国古代的所谓治世就显得格外耀眼。在这些盛世之中,经济相对发展、政治相对清明、人民负担相对较小、人口有所增长,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表现,通常出现在王朝建立之后的几十年到一百多年之间。中国古代的盛世主要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其中长达一百多年的康乾盛世是时间最长的一个,堪称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巅峰。然而,盛世也逃不开历史的周期律,这些所谓的治世之下往往也掩藏着深重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为接下来王朝的覆灭埋下了种子。
张宏杰的这本《饥饿的盛世》就是挖掘康乾盛世表象之下封建统治危机的一本十分优秀的作品。这本书首先提到了盛世出现的两个主要的原因:盛世之前是乱世、封建统治者的个人能力。乱世这一点刚刚已经提过,盛世没有那么美好,之所以万古流芳,可以说“全靠同行衬托”,这里就不继续详谈了。康乾盛世持续时间之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皆是超人型皇帝,不仅仅富于雄心,而且拥有超强的个人才干、旺盛的精力和体力。康熙是清代上朝最为勤勉的皇帝,每天都要在乾清门御门听政,寒暑不辍,且每天处理完公务之后还要上课,到了万寿节和三藩之乱时也不曾停歇。雍正皇帝的勤奋大部分体现在现存的清代奏折之上。他在位13年,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御笔朱批,每天睡眠只有四五个小时,民间甚至流传着其短寿是因为过分操劳所致的说法。而乾隆皇帝在其祖父和父亲打下的基础之上,完全获得了施展拳脚的舞台,执政63年,所有奏章亲自审阅,直到去世。有了这三个超人皇帝的野心、才华和精力,清代才有了长时间的康乾盛世。
与我们在历史课本上读到的不同,这里我们十分强调统治者的个人性格和能力,而非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人之类的说法。这本书中提到,黑格尔虽然没有来过中国,却对中国式的专制政治有着深刻的理解:
在中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
这可以提示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不同的政治制度是如何让统治者个人的特征传导到政治实践中的?或者说,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在国家的兴衰上更加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性格与能力,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能够更大程度上限制个人因素对国家的影响?一个直接的答案或许是:专制统治更依赖于个人,民主政治对个人的限制更多。但是,专制和民主内部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例如,特朗普的胜选说明个人魅力在民主制度之中是什么特点?其对于移民的严格限制政策在拜登政府时期也没有看到放松的迹象,民主制度对于个人影响力的约束真的像想象中那么强吗?这些问题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却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乾隆盛世的危机体现在什么地方?又是如何出现的呢?其实,盛极而衰的因素已经蕴含在了兴盛而起的原因之中:
极衰之世的大破坏,真是盛世出现的必要条件。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而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人口压力,提供了兴起的舞台。
乾隆时期,中国人口出现了大增长,人口规模超过了三亿人,这既是治世的体现,却又导致了社会矛盾和危机。田地和粮食紧张,导致了土地租金的上涨,生活成本也随之上升。雍正和乾隆两朝为控制思想实行的文字狱剥夺了儒家士大夫的独立人格,将封建官僚异化成只知追求私利的奴才,从思想层面上破坏了腐败入侵的屏障,导致从乾隆五十年之后清代愈演愈烈的官僚腐败问题以更快的速度腐蚀着帝国的肌体。更重要的是,这种依靠人治的政治制度中,
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御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 纵观中国历史,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最高权力的终身制更加剧了这一影响:
最高权力终身制的一个最显著的弊端即是权力更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在任期制下,权力交接有着规范的时间和程序,授与受者都有充分的准备时间。然而在专制制度中,你无法准确地预知老一代统治者何时去世,权力更替的时间更不能确定…… 所以中国历代以来权力交接之际,不是血雨腥风、诛族灭门,就是杯弓蛇影、疑云重重。
正是在这样不稳定的治理结构下,乾隆五十年之后,老皇帝逐渐耽于享乐,吏治开始废弛,腐败开始滋长。中国既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社会结构中也没有出现能够挑战王权的庞大中产阶级,于是王朝也就逐渐在太平盛世的表象下走向衰落,最终被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中国被迫开始了近代化的过程。
《荣禄与晚清政局》
时间来到了清朝末年,经历了嘉道两朝的动荡,紧接着咸丰和同治两个皇帝的早亡不仅为王朝的命运笼罩上了一层不祥的色彩,也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的实际权力掌控者慈禧太后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荣禄作为慈禧太后最为信任的权臣之一,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这本书说是荣禄宦海沉浮的记述,不如说是将其作为一个主线来梳理晚清重要政治事件。其中,我想重点说一说历史上著名的“百日维新”,也就是戊戌变法运动。
“百日维新“这个说法显然是借鉴了日本自明治天皇起的“百年维新”进程。1853年,黑船来航事件在日本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让其意识到东亚世界已经落后世界先进文明一段巨大的差距。加上外来的压力激化了社会矛盾,日本国内出现了变革的思想。在明治天皇和进步武士阶级的领导下,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末建立了维新政权,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从军事、政治、外交、社会上全面建立了仿效西方的制度,国家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了亚洲当时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大正时期,甚至一度出现了极其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日本国力迅速增强的结果之一,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在甲午战争战败的影响与内部改革思潮的共同影响下,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也开始试图突破洋务运动的范围,在政治和经济上扩大改革的范围,这就是戊戌变法了。
学过中学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戊戌变法的结局是短命而亡。关于这次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方面的阐释,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光绪皇帝在政治策略上的失误。前两天在我的好朋友董董的社群里,大家讨论了一个“分不清谁是自己人”的问题。董董举的例子是电影《教父》中的二儿子弗雷多。这个角色能力不足,内心自卑,却总是想要表现自己,想要真正做一些事情。在家族外人“温暖”、“亲切”地对待下,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家族才是自己一切安全、财富和地位的来源,他出卖了自己的家族,最后也被除掉了。中国历史上的光绪皇帝与这个角色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光绪年纪很小就继承了大统,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姨母慈禧太后的权力荫蔽之下。光绪帝始终不得不顺从慈禧太后的权威,在对自己不断的压抑之中也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他没有清代前期帝王的政治才能,却在内心之中渴望表现自己,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1898年,光绪皇帝长久被压抑的内心冲动遭遇了维新变法的思想变革和社会要求,此时的一点火星,就足以引爆皇帝内心的渴望。维新派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一颗火星:
康有为的奏疏言辞大胆犀利,正好契合皇帝急于改变现状的迫切心态…… 事实上,由于受到张、康的影响,年轻的皇帝求治心切,从身边廷臣身上,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守旧”的一面,君臣之间日益缺乏信任,嫌忌丛生,对政事的处理随之出现分歧。
这种不信任不断恶化,皇帝和廷臣之间的矛盾也不断激化,“百日维新期间的很多变法措施缺乏制度上的衔接,引起不少京官的反对和批评”,到了后期,这种严重的分歧最后走到光绪意欲罢免礼部六堂官,超擢军机四卿的地步,已经开始动摇现有的权力结构。
事实上,在历史课本之中被描述为极端反动保守派的慈禧太后和荣禄在变法初期并没有对变法进行干涉,他们虽然不甚赞同,但是保持了默许。直到“光绪一诏罢黜六堂官这样的大动作,突然裁撤境内衙署造成大恐慌,慈禧才意识到,一旦皇帝乾纲独断,她精心挑选用以辅政的军机大臣根本劝阻不住。因此,采取断然措施制止皇帝作为便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被光绪认为是“守旧”的官员开始纷纷打着维护祖宗之法的旗号支持太后“训政”以中止新政。这些对于“训政”的支持原本是相对和平的,然而维新派人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开始联络袁世凯,秘密准备发动军事政变行动。
在选择立场的关键节点上,缺乏政治智慧和经验的光绪皇帝选择了康梁维新派,准备兵围颐和园,软禁慈禧太后。然而在老辣的慈禧太后面前,帝党幼稚的政治操作迅速败露,反被慈禧太后先发制人。戊戌政变之后,光绪帝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直到生命的尽头。
其实,作为拥有深厚政治势力,把持晚清政局的实权人物,也把光绪帝扶上帝位的人,慈禧太后本应该是光绪最应该依靠和拉拢的政治同盟。然而,他却让自己个人的情绪压倒了政治上的理性考虑,甚或说,他根本没有梳理出真正利益关系的智慧,以至于主动站到了慈禧太后的对立面上,加上激进的改革措施,最终导致了变法运动的失败。光绪的这一意气用事,分不清自己人和外人,不仅造成了他个人的命运悲剧,也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在戊戌政变之后,维新派基本被清理出了政治当局,保守派以绝对优势把持政权,这是清朝末年改革停滞,近代中国不断被列强侵略的一个原因。